水调歌头·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

水调歌头·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

  长恨复长恨,裁作短歌行。何人为我楚舞,听我楚狂声?余既滋兰九畹,又树蕙之百亩,秋菊更餐英。门外沧浪水,可以濯吾缨。

  一杯酒,问何似,身后名?人间万事,毫发常重泰山轻。悲莫悲生离别,乐莫乐新相识,儿女古今情。富贵非吾事,归与白鸥盟。

  《水调歌头·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》译文

  我心里装着无穷恨怨,把它写成一曲短歌行。有谁来安慰我,跳起楚舞轻盈,我的狂歌又有谁来听?我已种植九畹兰花枝叶茂盛,还种植百亩蕙草香气云蒸,我要餐那秋菊的落英。门外沧浪水清清,用它来洗涤我的帽缨。

  有人发问,一杯酒怎能抵住身后名?人间常把毛发看重泰山轻,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理难评。悲哀之中没有比生离死别再伤情,快乐之中没有比结识一位新朋友再快乐几层,这是古往今来的儿女本性。追逐富贵并不是我的志愿行径,还是归隐山林与白鸥结友为盟。

  《水调歌头·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》注释

  水调歌头:词牌名,又名“元会曲”“台城游”“凯歌”“江南好”“花犯念奴”等。双调,九十五字,平韵(宋代也有用仄声韵和平仄混用的)。相传隋炀帝开汴河自制《水调歌》,唐人演为大曲, “歌头”就是大曲中的开头部分。

  壬子:指绍熙三年(1192年)。陈端仁:即陈岘,字端仁,闽县人。绍兴二十七年进士。曾先后任平江守、两浙转运判官、福建市舶。淳熙九年在四川安抚使任上罢职回家。给事,给事中,官名。为门下省。宋制,门下省的给事中有四人,掌管:侍从规谏,掌读中外出纳,日编章奏目录以进,驳正政令失当,考其稽违而纠正之。(见《宋史·职官志》门下省条)

  长恨复长恨二句:长恨,即《长恨歌》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:“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《短歌行》,乐府平调曲名。《乐府解题》:“魏武帝‘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。’晋陆机‘置酒高堂,悲来临觞。’皆言当及时为乐。”

  何人为我楚舞二句: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:汉高祖刘邦欲废吕后的儿子,另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玉为太子,事情没有成。“戚夫人泣,上曰:‘为我楚舞,吾为若楚歌。’”楚狂声,楚国的狂人接舆的《凤兮歌》。接舆曾路过孔子的门口,歌:“凤兮!凤兮!何德之衰?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已而!已而!今之从政者殆而!”(见《论语·微子篇》)

  余既滋兰九畹三句:《离骚》:“余既滋兰 之九畹,又树蕙之百亩”“朝饮木兰之坠 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

  门外沧浪水二句:《孟子·离屡篇》: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,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缨,丝带子。这两句的意思是:对清水、浊水态度要明确,不要然然可可。表示了他刚正清高的品德。

  毫发常重泰山轻:这是说人世间的各种事都被颠倒了。

  悲莫悲生离别三句:屈原《楚辞·九歌·少司命》:“悲莫悲兮生离别,乐莫乐兮新相识。”这里是对陈端仁说的。表示对陈端仁有深厚的感情。

  富贵非吾事二句: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:“富贵非吾愿,帝乡不可期。”

  《水调歌头·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》赏析

  《水调歌头·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》是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词作之一。此词以“恨”字为主题,来发泄词人对当权者的愤恨。上片开头直写“长恨”,这就是说怨恨的心情无法消除。再加上“复长恨”表示对各种反动势力的愤恨更深远。紧接连用三个典故说明:自己贞洁的情操好比兰蕙,刚毅正直好比秋菊,用清水浊水表明对是非善恶的态度。下片揭露了社会上存在的“毫发常重泰山轻”本末倒置的怪现象,因此决心“归与白鸥盟”。全词语言爽利,沉雄激昂,词人刚毅不屈的品德与愤世疾俗的壮语贯通全篇。

  此词上片分两层,前两韵是第一层,直接抒写诗人的“长恨”和“有恨无人省”的感慨。作者直接以“长恨复长恨,裁作短歌行”句开篇,乍看似觉突兀;其实稍加思索,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。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,战乱不息,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,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,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,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。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,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。如此“长恨”,在“饮饯席上”难以尽言,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,把它“裁作短歌行”。“短歌行”,原是古乐府《平调曲》名,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。词人信手拈来,融入句中,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。“长恨”而“短歌”,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,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。“何人为我楚舞,听我楚狂声”一句,合用了两个典故。据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载,汉高祖刘邦“欲废太子,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”,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,此事只好作罢,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,刘邦对她说:“为我楚舞,吾为若楚歌。”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、无可奈何的心情。又《论语·微子篇》载,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,疲于奔走,《论语》因称接舆为“楚狂”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,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“长恨”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,一个“狂”字,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、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。从遣词造句看,这一韵还妙在用“何人”呼起,以反诘语气出之,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;而“为我楚舞”,“听我楚狂声”,反复咏言,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,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。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,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:“余既滋兰九畹,又树蕙之百亩,秋菊更餐英。”一韵三句,均用屈原《离骚》诗句。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,只是“兰”字后少一“之”字,“畹”字后少一“兮”字。“餐英”句则从原句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概括而来。兰、蕙都是香草,“滋兰”、“树蕙”,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。而“饮露”、“餐英”,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。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,并用“滋兰”、“树蕙”之词,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。屈原在忠而被谤、贤而见逐的情况下,仍然坚定地持其“内美”和“修能”,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,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,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,依然不变报国之志,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,沆瀣一气。“门外沧浪水,可以濯吾缨”一句,仍承前韵词意,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。这里又用一典。《楚辞·渔父》中说,屈原被放逐,“游于江潭”,“形容枯槁”,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,屈原说: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渔父劝他“与世推移”,不要“深思高举”,自讨其苦。屈原说:“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”,也不肯“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”。渔父听后,一边摇船而去,一边唱道: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,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。词人化用此典,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。

  下片在批判轻重颠倒、是非不分的社会现实的同时,进一步表明自己决不随世浮沉的处世态度。也分两层,头两韵为第一层,再以沉郁之笔抒写志业难偶的悲愤。头三句“一杯酒,问何似,身后名?”遥应篇首,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,情绪又转入激昂。据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,西晋张翰(字季鹰),为人“纵任不拘”,有人问他:“卿乃可纵适一时,独不为身后名耶?”他说:“使我有身后名,不如即时一杯酒。”词人用张翰的典故,乃是牢骚之气。

 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,志业难遂,还要那“身后”的虚名干什么!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?辛弃疾接着写:“人间万事,毫发常重泰轻。”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,道出“长恨复长恨”的根本原因,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,是非不分,置危亡于不顾,而一味地苟且偷安。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。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,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,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。前三句写惜别,用屈原《九歌》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,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,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。“富贵非吾事,归与白鸥盟”一句,又引用两个典故。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云:“富贵非吾愿,帝乡不可期。”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,社会动乱,政治黑暗,而他本人又“质性自然”(《归去来兮辞序》),“不慕荣利”(《五柳先生传》),因有是辞。这里词人引用陶诗,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,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,以表明自己的心迹。“归与白鸥盟”,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。据《列子·黄帝篇》载,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,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,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、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。在这里,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,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,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,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。

 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,辛弃疾的这首《水调歌头》,虽是答别之词,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。通观此篇,它答别而不怨别,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,而一无凄楚或哀怨。词中的声情,时而激越,时而平静,时而急促,时而沉稳,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。此外,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,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,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,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

  《水调歌头·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》创作背景

  这首《水调歌头》作于宋光宗绍熙三年底(1193年2月),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。辛弃疾于绍熙三年初(1192年)出任福建提点刑狱。是年冬天,被宋光宗赵惇召见,由三山(今福建福州)赴临安。虽然新年将到,也只得立即起程,当时正免官家居的陈岘(字端仁)为他设宴饯行。在陈端仁为他饯行的宴会上,写了这首词。辛弃疾对这次的召见不抱任何幻想。相反,他对主和派反动势力的认识更加清楚了,愤恨的心情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。这是作者写此词时的心境。